“字码头”读库的开放性选择与经典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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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出版社于2014年、2015年推出精心打造的系列丛书——字码头读库，从2014年的大连名家名品到2015年的辽宁舰，文学品牌意识的开放性逐渐凸显，是字码头原生开放性的有效延展。它立足大连而眺望辽海大地，放眼全国而与世界对话。因而，大连出版社不是大连的出版社，而是“我们”的出版社。开放性的文本选择所达成的文学承载与文化交流是品牌打造的重要保证，而一旦成为品牌对于文学的经典化则具有非凡意义。

　　在我们的直观印象中，一般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总喜欢按照一定顺序，这种人为的顺序（当然以出版时间的先后为序是另一个问题）往往会给读者一个错觉，以为这些作品是按照重要性或权威性排序，这种“潜隐”的定位预设给读者的阅读会造成带有“前理解”的阻隔。而字码头书库中的作品没有人为顺序，它采用循环式排名，每一个文本都可能是读者心中的第一。这种开放性给读者带来审美空间的自由探寻，而对于我来说，则是一个难题——我从哪个作家的作品开始谈起？每一个文本都彰显作家的创作个性，每一次阅读都是一种崭新的审美体验。也许不是难题，从最先阅读的文本开始，然后按照文体与文本的自然顺序，就是最好的选择。

　　辽宁散文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历史文化书写与自然、地域书写见长。字码头书库——辽宁舰的系列丛书，既可以看出这方面的优长，也可以看出每个作者的艺术特质。

　　最先阅读鹤蜚散文集《融入生命的味道》，它是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关于自我成长的记忆，细腻而率真。殖民文化、工业文明与现代气息熔铸成大连的文化症候，初夏的槐花、盛夏的浪花、冬天的雪花装扮这个滨海城市的风景容颜。她对城市的了解、对生活的见解、对成长的理解通过缕缕情思、滴滴味道渗入到缝隙之中而做天合。她的文字犹如她笔下的美食，不时飘出幽香与清香、鲜香与醇香，扰动味觉、听觉与触觉，沁入肌理。《被有轨电车唤醒的城市》巧妙地把个人的经历与城市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把现实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有轨电车从交通工具到城市风景的文化符号的转换，“我”“在其中”的“熟视无睹”到外来者引发“我”“美好回忆”的情感位移，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爱情与“我”的一切在所有文本的深情追忆中变得特别：城市的味道、美食的味道、家的味道、感恩的味道、爱的味道，都是融入生命的味道。语言富有审美的张力，写美食勾起阅读者的品尝的欲望；写赶海，贪婪、忙碌而兴奋的大人们，蜷缩在寒冷中孤独的小女孩，还有美梦被搅醒的浑然不知命运的海物，她能把兴奋、孤独与浑然等情感全部甩给读者。她写奶奶婚配与终老的细节洗练而鲜脆，她写给因海难而失踪的爸爸的文字绵长而柔韧，穿越时空、穿透心灵。

　　鹤蜚，更多的时候率真，鲜有掩饰自己的情感与爱的表达。她从不矫揉造作，从不掩饰自己对美食的爱，就像她从不掩饰自己对文学的爱一样。“到此一游”的笔笔画画超时空定格了她对文学的挚爱与虔诚，大连、沈阳、北京，她生命中的三座城市，是她与文学从相识到相知、从初恋到热恋的见证。她的率真还表现在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她与女性朋友聊天以及对她们情感、婚姻幸与不幸的倾听，显示出她的柔情与豪爽，甚至带有“侠气”的味道。她对女革命者（红色间谍）与艺术家安娥的钦佩、对《拆弹部队》女导演成功的赞赏，正是对性别身份的体认与自豪，她甚至以带有“女性的偏见”书写男性在在婚恋标准等问题上的“偏见”。她的率真，是融入细腻的率真。

　　写出《北人南相》的刘元举厚重而灵动，他东西南北的行走、候鸟般的生活造就北人南相的人与文。作者的记忆从一条大河排开，动情的主旋律引人共鸣。读他的作品就像是钢琴家在读者的心灵中弹奏乐曲，美美的。他在自己阅读的天空“由己及人”——“由人及己”中建构艺术的审美空间，没有单纯的“我”的事，也没有无我的他人的事情，他总是把己与人互为观照。阅读中的成长，阅读中的父子情深感染读者。故土记忆与他乡记忆，北方经验与南方体验，音乐情结与建筑情结，这些构成他丰富与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北人南相，是他的人，也是他的文，北人的厚重与南相的灵动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有时候他一直言它而不直指主旨，直到最后深层的意蕴才从文本中朦胧溢出。音乐与建筑，不仅仅是他书写的对象，更是他散文内在的审美追求。文本的叙事、抒情与议论，自然过渡而富有思辨力。也许因为多年编辑的缘故，他喜欢清新与简约的文字。没有拖沓的叙事，也没有冗长的议论，更没有枯燥的抒情，文本给人的感觉恰到好处。他的感觉、性情、意绪与品味真诚流露，动态美与静态美自然生成。

　　阅读李青松的散文《贡貂》，需要一种心境。在我们“涤除玄览”之后，才能和文本语境达到契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阅读《贡貂》之后，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涤除玄览”。也许这正是文本的深沉的审美之力，而这来源于他敬畏生命的写作伦理。作者不是那种善于“经营”的作家，他以纯净之心、敬畏之心对待他笔下的一切，他喜欢素朴的、真诚的写作。从他对自然物象的描摹、风俗景观的描写、人文故事的描述中，清晰可见他的素朴品质与真诚人格。他三笔两笔写植物、写动物、写人物，在别人习以为常处，发现草木精神；在他者司空见惯处，发现某时某地的文化蕴藏和人物背后的故事。他追寻动物的“历史轨迹”，关注它们现在的命运，拷问人类的灵魂。他对生态伦理的执着与焦灼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流淌，也许他的文字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他忧患的眼神镌刻在我们的脑海中，他发自内心的召唤回荡在我们的耳旁，他对生命的敬畏让我们肃然起敬。而我们回应他的召唤，与他一同前行，不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改变吗？

　　忧郁与浪漫，是高海涛《英格兰流年》“人品”与“文品”的真实。作者精神世界的三个栖居之地——俄罗斯、英文与故园在这里谋面而钟情，文学活动的三个方面——翻译、批评与创作在这里融合而升华。浪漫与忧郁，在文本中从未离开过，正如它们在作者的精神深处从未离开过一样，而这一切源于诗的灵性与故园的“神秘”感应。诗的灵性，不仅仅体现在诗文在文本中的互文性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诗性思维、诗意表达与诗化氛围，诗的灵性与在故园的感应中使诗香芬芳四溢。他以经典的读解理解故园的风俗、人与大地。叶芝的诗《丽达与天鹅》之于故园的龙鸟、《老人统治》之于父亲的等雨，伍尔夫的散文《在菜园里》之于母亲的小菜园，爱丽丝?沃克的紫色之于母亲的灰色，俄罗斯油画家瓦德?波列诺夫的《雪地》之于三姐，波德莱尔的诗《头发》之于三姐的头发等等，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是前者加深了对后者的理解，还是后者加深了对前者的理解？经典召唤出他对故园的深切理解，而故园则召唤出经典的多重意蕴，这种神秘与宿命般的互为性存在是浪漫，也有忧郁。有时贴近之真切，有时旷远之浩渺，就像是一个亘古的童话在宇宙间纵横。彼时与此时的双重叙述写满了他所有的思念与眷恋。也许多年坚持的晨读完成他和故园的默契、与诗的默契？契科夫《草原》中的那个坐在干草车上、眼睛梦幻般地望着远方的男孩还会在他的梦里“晃荡”吧？1970年代中国少年咏唱的苏联歌曲还会在贝加尔湖上空飘荡，詹姆斯教授关于雨的旁征博引还会像一些湿漉漉的雏菊，灿然在他回忆的征途上。如果说他“父亲的沉默”“照亮了辽西人对雨的无边无际的渴望”，那么《英格兰流年》的忧郁与浪漫则照亮了作者对辽西故园的悠远悠长的回望。

　　鲍尔吉?原野的《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风景一寸一寸敞开”，他与他们、大地、水、它们，还有写这些的文字达到一种心灵默契，是一种愿意写与愿意被写的对待关系。在他的笔下，万物皆有灵性，他写活了它们。他访问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生活，对每个民族风俗与文化都有独特的发现，对交流的每个人做到精神、心灵、个性的独特把握。他时而像小孩子一样体悟自然，与大地亲密接触、亲切对话，自然拟人化。时而像哲人一样洞察日常、启悟人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味”。他在春夏秋冬自然万象的观照与拟人化中尽显哲思，从宇宙万物某一有限的具象点发现并衍生为无限的诗性智慧。有时他崇拜自然，有时他融入自然，有时他代言自然，叙述的视角在自然。他赞美自然，情思在民俗事象与自然万物中“游荡”，追求时间感与空间感。语言缓缓地润物细无声般流进读者心田，作者不是那种无节制的宣泄与劝诫，而是不动声色的“诱惑”与“捕捉”，在宁静与平静中完成“征服”，使读者在不自觉中达成认同。文本的无声力量犹如“水碗倒映整个天空”，“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他的散文映射着自然的天空、民族的天空与心灵的天空。

　　辽宁小说在全国颇有辽宁舰之气势，两获鲁迅文学奖，两次入围鲁迅文学奖，频频入选各种选刊，作家正处于写作的成熟期，或者正处于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途中。字码头中的小说在先锋、现代、后现代与传统的叙述中或有所偏重，或有机融合，体现出不竭的创造力与多元化的追求。

　　刁斗作为60后或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在边缘处叙述构成他小说创作最鲜明的特点。《出处》中他一如既往地追求虚构的力量、叙述的力量，从边缘处“窥探”现实生活，做“现实的发现者与创造者”。如果以生活真实要求他的小说，实在是对作家的彻底“误读”，无法与作家、文本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因为，他追求的是一种想象的真实与可能的真实，而不是复现现实的真实。“我”——“刁斗”，在我们试图弄清楚作家刁斗、叙述人“我”、叙述者“刁斗”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掉进刁斗与“刁斗”的陷阱，而他在外面“窃喜”。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转换、真实与虚构的交织、客观与主观的融合、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成为文本的重要表征。有时背景材料如新闻般真实，真实事件、真实时间、真实空间，他甚至会把现实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作者试图营造的“绝对真实的现实”，把读者带入其中。其实，他是在制造“真实的假象”，在读者“放松警惕”之后，开始一点点地展示虚构的力量。他的小说，有时从细部看每一处都真实，而连在一起却充满荒诞，而在荒诞感之后，却又让我们看到时代的真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心灵的真实与精神的真实，当然这一切通常是用陌生化与反讽的手法完成。小说文本后现代的拼贴性格外明显，空间与时间具有真实感，而人物的情感、认知充满荒诞。他对“时代”的叙述似乎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在反讽中完成富有意味的追问。他是永远的先锋。

　　带着“70后”雄心闯入文坛的于晓威勇于自我挑战与自我超越，他的《午夜落》善写情绪的瞬间性，追问历史或真实的不确定性，讲究时空的交错性。他的小说通常采用第三人称“他”的叙述视角，不追求历史的纵深感，而是注重生活的现场感，情绪的瞬间感。小说洋溢着一种青春气息，又有一种中年的疲惫，或曰浓得化不开的愁绪与暮气，渴望青春对它的涤荡与照亮。人的悲哀与悲观在姑娘的青春与沙漠大自然的洗礼中涤荡。荒芜人烟的地方唤起人对于人的渴望，尘世的生活在这里过滤之后，变得平静，烦恼与忧愁也随之而去（《沿途》）。作者不是习以为常、人与亦云，而是在历史的惯常与人生的日常中发现诸多的不确定性，一个人无法说请自己的心情和身份（《天气很好》《勾引家日记》）；面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看法和说法。想象的事实、看到的事实与陈述的事实（《房间》），书本上的中国革命史与烈士陵园中听到的战争中牺牲烈士的事迹（《一曲两阙》）哪一个更真实？小说的构思巧妙，追求时空的交错性。同一个人在现在与过去的时空交错，或者不同人在现时生存的空间交错，战争与现实、沙漠与城市、农村与城市等等，交错的时空丰富文本的内涵、拓展审美的表现力。叙事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在特定的情境中疏引读者和人物一起感同身受。结尾或戛然而止（《厚墙》，或出人意料（《午夜落》），或余韵悠长（《一曲两阙》。读者在“应接不暇”中体味变幻之美。

　　老到的孙春平让读者感受到“码字的魔力”。在小说集《谁能摩挲爱情》中，他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朴实，可是当它们连成一片的时候，却拥有一种魔力吸引读者。文本营造的艺术氛围有一种亲切感，作者善于与读者建构一种“讲听”关系，“我讲给你听”，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相互间有讲的欲望与听的欲望。这种在信任机制下的讲听关系使故事充满真实感，并牵引读者和作者一起回味与思考。故事就在“讲听”中开始，而作者最喜欢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方式讲二十年前后发生在工厂与农村的爱情与家庭故事。《地下爱情》写工厂，通过二十年前烈士妻子地下爱情遭遇“围攻”的悲剧与二十年后“地下爱情茶座”热闹沸腾的“喜剧”对比，历史与现实在此相互映照，揭示作者对正常的非正常化与非正常的正常化的社会批判与道德忧虑。生活有悲剧，有喜剧；有无奈，也有趣。作者以地道的辽西乡村俗语写家长里短、写情深意长，塑造多彩人物，描写曲折命运。在他的笔下，农村女性塑造得最为成功，泼辣、善良，各具特色。小说出其不意，出奇制胜，“不是悬疑，胜似悬疑”。“谁能摩挲爱情”，谁就能摩挲付出与祝福的真意；谁能探知为什么“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谁就能了解生存与生活的艰难。小说中“我”的形象是报社记者，他在多篇小说中出现，这种“人物再现”的方式和先锋作家的作者与“我”之间的关系不同。先锋作家是在叙事的圈套中解构真实，而孙春平的小说使原本独立的小说连缀成一个整体，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全方位关注与思考，旨在加强生活的宽厚度与小说的真实感。

　　游走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李铁小说恰如小说集《手影》的命名，手的写实与影的虚幻，构成文本对立统一性存在。他不写景抒情，而是沉浸于自己的故事之中，以叙事与对话结构全篇。创作主体小心翼翼地、尽量保持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担心自己的叙述人的融入会隔断人物的内心交流、破坏文本的整体和谐、影响读者的审美接受。他以似乎冷静的口吻讲述峰回路转的故事、精雕细磨人与人的关系，却尽显人物心灵搏斗的惊心动魄。人物在他的笔下，在“足够远的距离”获得充分的主体性，自由自在地“适情任性”。作者的“冷静旁观”也给读者提供足够的阐释空间，读者可以自由自在地“我思我想”。作者、人物、读者在主体间性中完成小说意义的创造与再创造。李铁的小说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他善于在一女多男或一男多女中架构故事，擅长塑造女性的形象。女性形象寄托着他对生活与爱的理解、对坚韧与美好的追求，也寄托着他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他似乎很传统，徜徉于讲故事之中而“难以自拔”，但是他又很现代甚至后现代，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津津有味地讲述的故事似乎真实又充满荒诞感。他经常对讲述的真实性细节进行颠覆，有些关系或细节在作者的叙述中看似实实在在，但在文本的最后变得虚无缥缈，甚至是主人公自我幻想的结果。真实性受到质疑的同时正是文本多义性存在的表征。这正是李铁追求古典与现代的融合而产生的“手影般”的艺术魅力与达到的亦真亦幻的审美境界。

　　曾以《收获》入围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周建新仍以历史的、人性的目光表现生活、拷问灵魂，不同的是更注重家国叙事、叙述节奏与幽默力量。他的小说集《平安稻谷》凝重而轻盈，把人物镶嵌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之中。犹如《收获》选择“1961年盛夏的某一日”表现困难时期老地主为了吃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的心灵真实一样，《平安稻谷》别有深意地选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直至北平和平解放时期周氏家族“我爷爷”一代种稻谷、藏稻谷、保稻谷的“历险故事”，《阿门，1900》选择“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姓周的“我”和神父的故事。作者不是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把历史作为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重要背景，推到前景的是家族故事和“我”的故事，所以是以个人化的视角所进行的家国叙事。他对饥饿描写的“情有独钟”，除了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之外，更在于饥饿展示人内心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和考量人性的深刻性。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战争中人性复杂性呈现，时局的变化、身份的变化追问人性、逼近灵魂。作者痴迷于与己同姓的周氏家族故事（《阳关三叠》等），为的是追根溯源，正视自我存在的真实，完成心中的夙愿；同时也是在“真实的谎言”与“谎言的真实”中探索小说创作的别一种真实。他以热情融入故事中，以富有激情的叙述撼动读者，情节一波三折，心境起起落落，节奏一唱三叹，时而凝重，时而轻盈。在他那里，“我是谁”，不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追问，而是一声现实主义的长叹。他的乡俚俗语嘎达话，响当当的掷地有声，幽默的语言把情感变成实体性存在，撞击着读者的心灵。

　　字码头书库——辽宁舰，选择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垫高了文学起点、提升出版社水准。10位作家风格各异，个性彰显，作品展现辽海大地乃至中华大地的自然景观、生命景观、文化景观与心灵景观。作为辽宁舰的集体亮相、整一推出，会凝聚因为关注某个作家的力量而关注整体，也会吸引因为关注整体的目光而关注某个作家个体。因而，字码头文学辽宁舰的创意显示宏大的视野、广博的胸怀与高远的雄心。从现在的出版现实和未来的创想来看，大连作家精品到辽宁舰再到中国文学经典，在文体的不断拓展与文本的不断升华中，世界文学、中国文学、辽宁文学、大连文学都可以在广泛的视域中被关注。因而，字码头所做的工作推动了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虽然我们不能也无法预测经典的最后生成，但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文学的经典化而做出卓越努力的出版人。